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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走向法治化,政协委员献策如何安商稳商

第一财经 2020-01-14 22:25:28 听新闻

政府服务部门的效率,会为企业持续带来获得感;由于现行制度均是不可逆的,所以呼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一定要立法。

如何持续优化上海营商环境?2020年政府、企业等各主体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法律文件该如何配套落实?1月14日,多位上海政协委员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他们表示,“2020年是营商环境制度建设年”,建议将始终围绕机制建设、体制建设来进行。

1月14日,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黄震在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政协委员注重把优化营商环境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紧密结合,在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水平、加强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

企业获得感持续增强

无论是外资还是本土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对上海营商环境的感受、期待一定最具有发言权。

“总体来说流程是简化的,特别是在如今贸易保护主义的大环境下,上海的国际姿态更为开放,也有更多的外国人来这里做生意。”上海市政协常委、港麦科控股董事总经理麦德铨对第一财经记者称。

谈及切身感受,麦德铨还向记者道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此前一直关注香港创业者在内地创业可以申请居住证的政策。政策落地第一天我就去相关部门申请,原以为需要2~3个小时排队时间,想不到15分钟就搞定了。且这就是正常时间,没有走绿色通道。”

除了注重办公流程的简化,企业也注重融资难、融资贵的现实问题,并带来相关提案。

“营商环境中的难点还是重视用户体验这项。而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一网通办’为企业开办节省了很多时间,原本需要2~3个月的时间在营商环境2.0版本时缩短到了30天。” 上海市政协委员、澳门彩虹集团总经理梁加祈称。

而针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梁加祈也提出建议,“一方面,由于企业在初创期、成长期需要不同的资源匹配,政府要重视对这类创新型企业进行培育;我们同样期待上海营商环境4.0版本的发布”。

“另一方面,上海的角色定位是全球企业的研发或技术总部,而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的企业来说,各地的政策又有不同;因此,建议长三角一体化可以作跨省行政服务的试点。”他称。

此外,一些技术为先的企业更注重价值引导。上海市政协委员、复星医药董事长陈启宇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称:“上海这几年营商环境的变化巨大,帮助产业解决了一些现实性的困难。”

“对于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一些创新研发投入较大的企业,希望政府在这方面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比如政府引导基金等;同时也要注重公立医院的设施提升如临床研究能力、孵化平台的建设。”他称。

陈启宇还提到,目前企业需要优秀的全球人才,而上海的房价相对较高;那么如何降低企业吸纳、招募全球科创人才的成本也需要政府给予支持;这能更好地为企业提供便利、让企业具有竞争优势。

立法需要统筹协调

上海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在14日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围绕落实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相关政策举措,召开专题监督性常委会议,就提高政策的精准性、知晓率和落地率,完善基层安商稳商的激励机制,创新新型业态的监管和服务模式等问题,提出监督性意见和建议。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政策的落地,需要各类制度来不断强化,法律制度就是其中重要一项。

“政策的持续性和有效性非常重要。”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金磐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民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政府服务部门的效率,会为企业持续带来获得感;而由于现行制度均是不可逆的,所以我呼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一定要立法。”

“宏观上我们有《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微观上,我们就要落实具体的法律制度来打通营商环境层面的‘最后一公里’。”刘建民说,“遵循一致化、法治化的原则,消除政策实施过程中衍生小政策、存在弹性处理空间及部门间协同性不强等问题。”他称。

马志远、孔美琪等委员联合提交的《关于对标全球营商环境领先城市,提高上海综合营商竞争力的建议》中提到,对标香港、新加坡和伦敦等全球营商环境最优城市,上海在综合营商环境特别是法治建设、政府建设等软环境建设方面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以金融业为例,目前涉境内、外客户等的金融业务规则还没有建立,或与国际通行规则有冲突,导致市场开展离案金融业务时,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和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委员们建议,一方面,参考香港做法,可以在上海自贸区推进法律服务的开放,比如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机构,但须按照1﹕1比例聘用中国律师等;参考深圳前海做法,允许上海自贸区内涉民商事当事人在合同或纠纷解决中自主选择适用的境外法律及纠纷解决方式。

另一方面,则要探索引进国际判例法,建议针对国内法律空白的领域如离岸金融业务等,允许适用国际判例法。这样可以鼓励国际金融机构及机构投资者有信心大力参与发展上海金融业务。

针对上述提案和建议,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告诉记者,因为“环境”“营商”本身涉及太多的法律关系,制度和机制肯定出自多门,形式上肯定也是分散的,很难把它集中在一个制度里面,一定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很零碎的,这也正是营商环境优化的难题所在。

因此,营商环境的相关政策与制度,应该是在出发点上具有一致性、相互不冲突、在内容上有科学性、总体上具系统性、彼此之间具有配合性与互动性。从这一角度,政府法制部门的统筹与协调非常重要,人大立法过程中避免“部门利益”非常重要,特别需要强化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责编:杨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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